刘建国： 建“无废城市”，不能靠讲故事跑马圈地

4月29日，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筛选确定了深圳等11个城市作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试点。那么，“无废城市”前景如何？我国固废处理技术水平究竟如何？带着这些问题，《环境与生活》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生导师、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教授。

来源：《环境与生活》杂志   作者：郑挺颖

4月29日，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筛选确定了深圳等11个城市作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试点。那么，“无废城市”前景如何？我国固废处理技术水平究竟如何？带着这些问题，《环境与生活》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生导师、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教授。

我国近半数污染事件与固废有关

5月31日，《环境与生活》记者来到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大楼九层，采访了正在指导学生科研工作的刘建国教授。

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    郑挺颖/摄

采访从当前为何要建设“无废城市”这一话题开始。刘建国教授说：“首先，我国是‘世界工厂’，固废产生量很大，类型也非常多，属于大量生产、消费和废弃。一方面固废的增量很大，再加上过去存量多，问题很突出，必须加以解决。其次，客观地说，从理念和技术上，在我们整个环境管理当中，固废处理比起大气和水的污染防治，还处于一个相对靠后的位置，起步比较晚，所以现在废弃物的问题急需解决。”

固废除了占用土地资源，还有其他危害。刘教授解释：“固废还是一种污染源，若不当处置，污染物最终会释放到大气、水和土壤当中，然后可能通过饮用水和食物链回到餐桌上，影响人类健康。”

刘建国教授接着介绍：“此外，废弃物还可能导致安全问题，比如说2008年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事件造成277人死亡，2015年深圳光明新村建筑渣土滑坡事故导致73人死亡。我前几年做过一个统计，我们国家发生的各种环境污染事件，大概有近一半与固体废弃物的不当堆放和处置有关。”

那么，“无废城市”真的能做到无废吗？刘教授微笑着说：“这是一种美好的期望，希望将来人与自然可以和谐相处。在我们的技术水平、管理水平提升之后，实现绿色生产，尽量减少废弃物，让生产出来的产品循环利用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更绿色，在各个环节减少废弃物。”

从科学的角度来讲，要完全实现“无废”是不可能的。刘教授解释：“但是，用其他太科学的词语，民众可能会完全无感。其实，我原来想过，是不是可以叫‘低废城市’。低是一个形容词，也可以是一个动词，让城市的废弃物产生量越来越低。这从科学角方面可能更合理些，但宣传效果就没那么好。很多的概念就是约定俗成的，大家理解这个东西就好了。”

为何还没有“无废农村”

有“无废城市”，却没有“无废农村”，目前农村的废弃物问题也很严重，为什么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？（相关阅读：“无废城市”建设下的有机固废新机遇：农村篇）

对此，刘教授阐述了他的理解：“先在城市层面推动，是因为城市推动这个事情的抓手比较多。我之前写过这方面文章，其实不少农村是固废问题的重灾区。有人说，我们的城市像欧洲，农村像非洲，现在有的农村污水横流，垃圾遍地，一片凋敝的现象。在城市推动是希望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，在一些有条件、有特色的城市取得较好效果，积累经验，并能够形成一定的模式，再加以推广。”

入选11城各有代表性

这次有11个城市作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试点，分别为广东省深圳市、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、安徽省铜陵市、山东省威海市、重庆市(主城区)、浙江省绍兴市、海南省三亚市、河南省许昌市、江苏省徐州市、辽宁省盘锦市、青海省西宁市。（相关阅读：“无废城市”建设下的有机固废新机遇：城市篇）

那么，这些城市是比较容易减量的城市，还是固废问题比较突出的城市？

刘建国解答：“我觉得各方面的考虑都有，但更多的是考虑城市的代表性，倒不是考虑工作的难易程度，因为我国城市各种自然经济条件差别很大，像深圳地处沿海，是典型的创新引领的超大城市，经济高度发达，人口高度密集，土地高度稀缺；像三亚是典型的旅游城市，没有太多的工业；像西宁是典型的西部城市，人口少，地处干旱区；像重庆是典型的老工业转型城市，地处中部山区，每一个城市代表某一类的规模、类型。所以，选择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，但这里面有一个前提，必须是城市主动申报。这次就差不多有60多个城市主动申报。选择这11个城市，是因为他们有意愿，有条件，是综合考虑的结果。”

火爆的固废处理市场乱象较多

近几年，固废市场看似火爆，不少企业蜂拥而入，这种高速发展会不会存在什么隐忧？

对此，刘教授认为：“我觉得乱象还是比较多的，市场火爆往往就会伴随着乱象丛生，大家觉得利润空间大，都往里面挤。在固废领域也是如此，有的公司确实有实力、有技术、有积累，但有的纯粹是讲故事，靠资本市场运作圈钱。但是大浪淘沙，一些公司就会慢慢露出原形。像固废处理的PPP模式，当初刚刚推动的时候就有不规范的地方，随着一些地方政府支付的能力锐减，很多问题就慢慢浮现。”

说到当前部分上市的环保企业陷入困境，刘教授认为也不完全是坏事。“外部环境的一些变化，是试金石，也是照妖镜，恰好把一些不可持续的、本身虚胖的一些东西提前挤掉。”刘教授继续说道：“我觉得这肯定会有巨大的影响，但我认为这样会逼着大家务实地解决问题，不要靠讲故事跑马圈地，搞大跃进，这个时候把一些雷引爆了，其实是好事。总的来讲，固废处理的市场需求还是在扩大，需求还是非常旺盛，有实力、有技术含量、内功过硬、有责任心的公司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。”

选择垃圾处理方式须结合实际

现在，我国中小城市生活垃圾乱象较多，比较难处理。《环境与生活》杂志社也经常收到读者的来信，反映自己所在的社区，生活垃圾问题难以解决。那么，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？该从哪里下手呢？

刘建国认为：“生活垃圾处理本身就是无废城市建设当中的核心部分，生活垃圾这块做不好，搞无废城市建设就失败了。我们这些年，固废处理做得最好的就是生活垃圾，真正管理好的是城市。去年，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高达98.2％。其中，40％多是焚烧，50％多是填埋。按照规划，在2020年焚烧的比例要超过50％，我国东部地区的城市要超过60％。”

垃圾填埋留下的隐患比较多，但很多环保组织对焚烧的垃圾处理方式也很排斥，认为会污染空气。

填埋方式仍大有可为

刘建国坦诚地说：“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垃圾处理方式，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。焚烧相对填埋来讲，整个处理过程快速且高效，排放的烟气是可以监控的，只要严格按照流程操作，空气污染物的量很小。焚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，但总体来说比填埋少得多，容易控制多了，焚烧比较彻底，烧完以后就剩一点灰渣，臭气和污水问题相对好解决得多，而且不占用土地。”

那填埋的垃圾处理方式还有用武之地吗？刘建国有点激动地说：“无论从技术链条的完整性来讲，还是从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来讲，填埋都是不可或缺的，只不过整体上其比例应该努力降低。其实，美国现在60％的垃圾是填埋，这个比例比我们还高，因为美国有的是地方。我们都知道中国地理的胡焕庸线，像青海、新疆这些地广人稀、气候干旱的西北省份，位于胡焕庸线西北方向，对于这些地方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而言，填埋反倒可能是最经济、最环保的一个方式，从实际情况出发，就是最佳的选择。”

学日本家庭的精细分类不太现实

我国胡焕庸线东南方的地区，人口稠密，与日本类似。日本的垃圾分类之严苛细致，让人惊叹。那我国东南沿海可以见贤思齐吗？

就此话题，刘建国实话实说：“那的确是一个努力的方向，但日本那么精细化的分类处理，我们说实话，好多地方没这个条件，日本有很多家庭主妇，而中国有多少全职家庭主妇？我们分类肯定是要分的，而且要鼓励大家自觉按照要求去分，但不太可能做到那么精细。日本以前分那么精细，就是以出口到中国为导向的。其实，日本是一种务实的分类，能循环利用的就分出来，不能卖钱的就焚烧掉。”

水泥窑烧垃圾不宜过度美化

说到垃圾焚烧，时下的微信朋友圈里流传用水泥窑去烧垃圾，效果各种好的“爆款网红”文章。水泥窑协同处置是一种新的废弃物处置手段，是指将满足或经过预处理后满足入窑要求的固体废物投入水泥窑，在进行水泥生产的同时实现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一种方法。对此，刘教授作为专家是怎么看的呢？刘建国教授笑了笑说：“现在有一种观点在宣传水泥窑的时候过度美化，我也注意到了。但这也是得看具体城市的，如果垃圾产生量不大，焚烧选址有难度，附近又有水泥厂，那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,可以回收利用垃圾中的热能，替代部分烧水泥熟料所需的煤。这是很好的。但是水泥厂毕竟是生产水泥的设施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进水泥窑，而且接受垃圾的水泥厂必须进行改造，垃圾在入窑焚烧之前还必须预处理。”

针对垃圾焚烧的技术路线，有批评观点认为，烧完垃圾的灰渣有的含有重金属，拿去填埋有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风险。刘建国教授说：“其实相对来讲，焚烧的风险是最小的，因为烧了之后就只剩下一点点灰，这些灰在进填埋厂之前，还要做固化，填埋场下面也要做防水防渗，即使防渗层发生破损泄漏了，污染的范围和程度也是有限的。”

（郑小莹对本文亦有贡献）

环境百科：胡焕庸线

胡焕庸线即“黑河—腾冲线”，这是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（1901-1998）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。这条线从黑龙江省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市，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。线东南方约占全国国土面积43.8%、总人口94.1%；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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